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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非升即走”为何在大学失败?

最近因为复旦大学发生的不幸事故, 我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受到广泛传阅,跟着一些朋友传来不少关于中国的所谓“非升即走”的制度的文章。很奇怪“tenure system”被翻为“预聘制”,我不明白,而其他的言论都显示着作者不大理解大学的“tenure system”。尤其是,他们显得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制度会存在。
 
英语tenure这个字,是解作一件物业或一个职位的持有的固定性。从美国的大学制度的最简单阐释,是一个初进大学任教职的助理教授,工作了六年之后,如果升为副教授,就会获得一张有tenure的合约,即是可以永久性地留在该校,否则要离职。这就是“非升即走”了。这个获得tenure的副教授可以辞职,但只要没有极端违反校规的行为,学校不能解雇,直到他退休为止。十多年前,美国又把一个教授的退休年龄推至无限,所以我有些美国朋友到了九十岁还在教。这也是得到tenure system的保护了。土地的持有权利,称land tenure,有长期限,这点容易明白,但大学的教授为什么会有tenure这回事呢?
 
我今天八十五岁了,来日无多。回顾平生,还活着的像我那样在美国的大学经历过的中国人极少。从本科到博士,我是在UCLA(洛杉矶加州大学)读的,当时算是一等偏低的大学,跟着我转到加州长滩州立大学做助理教授两年,这是三等的。再跟着我转到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一年,助理教授一年。那是一等之最的大学。再跟着我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工作了十三年。该校的水平当时与UCLA持平,也是一、二等之间。再后来,到香港大学工作了十八年。到港大时,那里有些科目很强,例如医学,但有些很弱,与美国相比,应该属三等的水平。今天应该升为二等了。
 
我提出上述的经历,是要读者知道,虽然我讨厌行政工作,但我是一个过来人,身经百战,说不懂得大学的运作没有多少人会相信。
 
关于tenure这个制度为何出现,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我跟UCLA的老师阿尔钦研讨过。他的观点,是因为大学是公立的(UCLA也是),花纳税人的钱的成本比较低。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约一九六八年,我问那里的商学院的主角施蒂格勒为什么会有tenure这个制度,他的解释是另一回事。他说一个助理教授在一家大学教了五、六年,大学就应该来一次详尽、慎重的评估这个助理教授将来的学术前途如何,决定是否让他走还是让他无限期地留下。殊不知过了几天,我再遇到施蒂格勒,他说不能肯定他给了我的关于为何有tenure的答案。他建议我去考察律师这个行业,说律师这个行业也有tenure的安排。
 
果然,后来我查清楚了。律师这个行业,跟一家私营的大学的教职安排如出一辙。美国的律师行往往很大,动不动有几百个律师。不同的律师专于不同的法律,一件官司往往需要有几方面的法律专业知识,所以要多个律师的合作。一个新入行的律师,随时可以被该律师行解雇,但如果这个律师能成为该行的合伙人(称partner),则不能被解雇了。这跟大学的tenure制度是一样的。
 
一个初出道的律师,进入一家大律师行,收入是低的,有时甚至仅足糊口,可以被解雇,但需要做很多工作。然而,一旦升为合伙人,他不能被解雇,收入急升。他的收入的或多或少,往往看案件的情况而定。琐碎的律师行工作是由还没有成为合伙人的小律师做的。他们其实是替合伙人打工的,对律师行的贡献比他们的薪酬高,可以看为被剥削了。但过了若干年,如果他们能升为合伙人,他们的收入会急升,轮到他们“剥削”下面的还未成为合伙人的律师。
 
转谈另一个跟律师行业差不多是如出一辙的安排,是美国的会计师行业。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也可以很大。我的女婿就是从事这个工作的。若干年前他晋升为合伙人,收入也跳升,跟律师一样。这里我们要注意,一家律师行的合伙人,与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都是不能被解雇的。一家大学,升为副教授时,就获终身合约,也一样不能被解雇,也算是升为合伙人了。
 
上述可见,一家成功的私立大学,跟一家成功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律师行一样,都是以提供专业服务来获取收入,成为合伙人就升为终身雇用或有tenure合约的安排。施蒂格勒说的是对的。
 
我的儿子从事的是医疗药物的研发。奇怪地,他参与的机构的安排跟律师行与会计师事务所类同。没有前二者那么如出一辙,但也大有雷同之处。儿子在硅谷参与的一家医药研发机构,研发的人士最低层是Research Assistant,升一级是Research Associate,再升一级是Medical Director,跟着是Senior Director,再升是Executive Director,再上去就是非研究的管理高层了。这里也要注意,进入了Director这个阶段,被公司解雇不容易。更有趣的,是为恐一位雇员跳槽或被挖角,或多或少每年有股票option分派,但说明要过了若干期限还留在公司才可以出售兑现。我非常欣赏美国的医疗药物研发的把人才组合的公司安排。既欣赏也佩服。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得那么好呢?在中国,听到华为的独有制度,我叫他们送我一本有关华为制度的书。太复杂了,不容易看懂。但我不能跟成功争辩:华为的成功有口皆碑。
 
同样,我非常欣赏六十年代红透半边天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教职员安排。为什么他们会做得那么好呢?我就是在他们最强时到芝大做了一年博士后,一年助理教授。后来认为那里过于热闹,不适合我这种喜欢独自云游的个性,要离开。系主任哈伯格尝试挽留。芝大法律学院的科斯也希望我留在芝大,说要给我加上一个law fellow的头衔。但我受不了芝大的学术气氛过于浓厚,天天在吵,需要评审的文章无数。记得当时我跟后来成为林毅夫导师的基尔·约翰逊谈及去留的事,我问他:“在芝大要拿得终身雇用合约(tenure)需要发表多少文章?”他回答:“从来没有考虑这回事。”我再问:“一篇文章也不需要吗?”他回答:“可以不需要。”我再问:“需要教书教得好吗?”他答:“没有谁管这回事。”我又问:“需要参与那些研讨会吗?”他答:“不一定需要。”最后我问:“那么你们需要什么才可以把我升级?”他想了好一会,说:“你不可以一句话也不说。”
 
约翰逊是我平生认识的最有能力的大学管理者,不可能不知道大学的运作需要怎样才有成就。但他确实清晰地告诉我,升为正教授不需要有文章,不需要书教得好。但不可以没有脑。即是不可以不想。
 
其实当时红极一时的芝加哥大学,就提供了约翰逊说的铁证。芝大经济学这门学问,当时的首要人物不是大家熟悉的弗里德曼,或者施蒂格勒,而是弗里德曼太太的哥哥戴维德。他是在芝大的法律学院任职的。戴维德对我的影响不比阿尔钦少。他说一句话,我就几个晚上睡不着。但他就是不喜欢写文章。要是你把一个盛年的戴维德,放进今天的一所中国大学,他不可能留下来,更谈不上什么升职了。
 
上述的办得那么令人羡慕的美国大学的制度,为什么后来搞得一团糟呢?答案非常清楚:越南战争!那时美国用的是征兵制,即是没有什么薪酬就被强征为兵。不少青年躲进大学去,但美国又从大学征兵,即是本科毕业后就要去当兵。一时间弄得风声鹤唳,大学的动乱频频。七十年代初期,我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教本科,上一班有数百学生的课,他们禁止我进教室。大学方面动用人手维护秩序,一位同事竟然带着手枪到学校去保护我。反战之声不绝于耳。我在华大的一位同事索性不教书,在课堂上播放电影。另一位同事的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胡志明的大照片。我的母校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在一九七五年受到炸弹恐吓而成为大新闻,而那里曾经教过我的系主任在校报写了一小段说不是不想聘用黑人,而是聘不到有足够资历的,受到生命恐吓。
 
也是源于越南战争,少发表文章的高层教授被下面多发文章的节节进逼,问:你们这些老头子的薪酬为什么比我们高?吵起来,就促成publish or perish这个衡量准则,文章数量于是急升,联名发表,互相引用,废物无数!
 
还有一项重要的事。当年美国的大学制度搞得最好的时期,每个学系对学术优劣的衡量判断一般不是系主任。系主任主要是管行政。也不是由一组委员判断,而是由一个或两个系内的教授作主。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洛杉矶加大经济系的学术话事人主要是阿尔钦;芝加哥大学的商学院学术话事人是施蒂格勒,经济系的学术话事人是弗里德曼,而七十年代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学术话事人主要是我与巴泽尔。但从一九七六年起因为接受了一份加州标准石油的庞大反托拉斯案的顾问工作,一九七八年起我坚持要华大把我薪酬减半,话事因而少了。
 
都是越战惹来的祸。那所谓歧视黑人的言论无日无之。加州大学医学院因为收黑人而不收一位比黑人成绩好的白人学生,被该白人学生告上法庭。官司打了多年,到胜诉时该白人学生已经远远地超龄了。七十年代,白人区的小孩子要抽签在早上坐一个多小时巴士车程到黑人区上课,黑人区也如此这般地坐巴士到白人区。这就是有名的“busing”安排,目的是要减少种族歧视。我是个从来不管肤色的人,但为了自己的两位要进幼儿班的小孩,我逼着要放弃在家附近的免费幼儿班,在天亮前起床,驾车半个小时送孩子到一家私立幼儿园,每孩学费每月二百美元,当时是很高的了。
 
是在上述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大学教师要算学报文章的多少以及发表的学报的高下开始出现的。是我之幸,我进入西雅图华大时,院长与系主任皆告诉我这些与我无干。不论内容只论文章数量与学报高下的衡量方法怎样可以炮制出有机会传世的重要文章呢?当然不可能。不止此也,联名发表的学术文章急升,因为可以多算一点。真的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
 
上述的不幸的大学运作的发展,其算文章数量不论思想内容的衡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引进了香港。我当时在场,大声疾呼也阻挡不了。当时香港政府教育部委托一组委员评审香港的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平,我是唯一拿零分的。奇怪他们没有公布。跟着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个数手指的法门就引进了大陆。今天我们大家知道,在中国,大学教师的升职或获取tenure,全部是靠数文章数量与论学报高下为依归。还要有什么外部评审,也要讲关系,而转到要用实验室的生物化学等文章的发表,数字弄虚作假,震撼世界。有人言之凿凿,说国内一家知名大学的经济系,一位教师如果能在美国AER发表一篇文章,会获奖金二十万。不知是真是假,但那算是什么学问呢?
 
中国的青年是聪明的。他们不是一律超凡地聪明,但他们之间的智商方差是我见过的学生群中最小的。大致上,这些学生吃得苦,竞争力强,也善于力争上游。问题是,中国的大学制度,因为受到越战弄坏了的数文章数量与论学报高下、但再不管思想能否传世的美国制度的影响,再加上中国独有的人际关系的需要,学问就变得味同嚼蜡了。几年前我在中信出版过一本题为《科学与文化》的书,解释得相当详尽。可喜的是有关当局能一字不改地让这本书面市,可悲的是见不到有什么效果。
 
目前中国的高级大学的教师升级要有校外的所谓专家评审。不明白。自己不能衡量自己,何高之有哉?“非升即走”这个大学制度在中国失败是因为中国抄袭了美国被越战弄坏了的大学制度!中国的大学制度要采用美国越战之前的制度。
 
结语
 
为了要获得一家大学的铁饭碗,tenure是重要的,但升职不重要。回想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进入了西雅图华大后,过了几个月,一天系主任诺斯走进我的办公室,说:“刚才我们八个正教授会议,其中Vernon Mund这个老头子说要升你为正教授,他们一致通过。”Mund这个老头曾经是施蒂格勒的老师。我说:“名头你们可以保留,但加薪我乐意接受。”诺斯说:“你要给我一些值得升为正教授的数据。”我就给了他那篇一九六八年在《政治经济学报》发表的文章,有十多页吧。
 
诺斯问:“只有这么多?”我说:“还有一点吧,但这几页应该足够。”他不再说。后来诺斯要求曾经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的洛杉矶加大的赫舒拉发写支持我升为正教授的信,赫师只简单地说:“史提芬的论文显示他将会是另一个费雪。”
 
支持我升为正教授的资料传到社会科学院院长鲍特文后,院长叫我去见他,说:“此前华大升为正教授的,最快是三年,你来了只三个月,不成,我给你多加薪酬可以吗?”我说:“那当然可以!”但院长跟着说:“你可以对人说已经升为正教授,因为再不需要评审,但我们校方的刊物还会继续称你为副教授。”
 
过了一年,院长又再叫我去见他,他又说:“公开升你为正教授还是太快,加薪多一点可以吗?”我又回应:“当然可以。”又再过一年,院长又再叫我去见他,这次我先开口,说:“我不要升职,要加薪。”可惜这次他说:“这一次我经费不够,要公开升你为正教授。”
 
后来到了一九七六年,几家大机构要聘请我为反托拉斯的经济顾问。美国电讯在纽约,太远,我做了几个月就推却,但位于旧金山的加州标准石油我却为他们做反托拉斯大案的主要顾问,因为该案实在有趣,而后来我为之写成的两份厚厚的研究报告,阿尔钦读后认为是他见过的最好的经济实证研究,可惜不能发表。今天是可以发表的,但是非常专业的石油学问,恐怕不会有多少读者。
 
是因为这件加州标准石油的反托拉斯案件,我要求鲍特文院长把我在华大的薪酬减半,减少授课。他说:“诺斯说你的顾问研究是顶级的学术研究,你不用减薪,减少授课就是。”但我还是坚持要减薪,校方终于接受了。
 
诺斯一九九二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当然高兴。他常对人说我是他的老师,是真是假无所谓,但让我高兴的是行内传出一个称为“华盛顿经济学派”,而诺斯在一本书中称我为该学派的创始人。​​​



张五常:评复旦姜文华事件

关于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姜文华刺杀王永珍教授的事,当然是悲剧。我不想评论,但好些朋友问及,我不妨将自己的观点说说。首先要说的,是我知道的只是一些网上数据,没有其他。

姜文华显然是一个天赋不俗的数学家。这样说不仅因为他在国际的知名学报发表过好些文章,重要是有一篇据说被“大量引用”。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文章在西方被引用不容易。种族歧视明显。举一个例,诺斯的一本说明是拜我为师的书,被引用了约四万次,但我这个可怜的师傅的所有英语作品加起来,被引用还不到九千!杨小凯就曾经为文直指斯蒂格利茨抄袭我的一个脚注获诺奖而破口大骂。其他还有几位诺奖得主也被中国的同学替我骂了。这些事我历来不管,因为认为将来的经济思想史会有公论。不要误会,我绝对不是说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多有什么了不起。在经济学来说,无数的被引用次数多的文章是废物,何况我对姜文华从事的数学一无所知。我只是要说,一个炎黄子孙在西方发表学术文章,多被引用不是那么容易。

姜文华的学术生涯本来不错。他在美国攻读博士的Rutgers University有水平,而博士后参与研究的NIH与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皆属世界级。2012年回国后任教于苏州大学五年,其后姜文华进入复旦大学任教职。从美国的常规看,过了五、六年,姜文华从一家大学转到另一家,复旦聘请他时应该给予他终身雇用合约。这是美国的惯例。这里,姜文华从苏州大学转到复旦,是往高处转,应该获终身雇用合约为起点才对。但没有。算是有学术贡献的姜文华,博士后在美国研究两年,苏州大学五年,复旦大学五年,共十二年,还没有获得终身雇用合约,被解雇,不是悲剧是什么?

也不要误会,我绝对不是说姜文华应该被升为副教授或获终生雇用合约。我不知道。我要说的,是纵观上述的姜文华的履历,他的上司应该在两三年前就给他信息,让他知道获取终身雇用合约的机会如何。美国的大学就是这样处理的。姜文华从苏州转到复旦是向上走,复旦给他的合约应该是tenure track的,即是走向有机会获取终身雇用合约之途。从我知道的美国的制度看,这一关的重要性难以夸张,因为如果拿不到终身合约,一定要离校。离校的选择,要向档次较低的学校走,较高的免问。我很怀疑,姜文华走的数学研究路线会有多少家档次较低的大学让他选择。

听说姜文华在复旦教书教得不怎么好。然而,在复旦这种高水平的大学,教书不好不应该是问题:转去主持一些研讨班就是。以研究为主的大学,从来是管思想的深度,不多管教书的如何好听,更不应该讲什么人际关系的。这里的关键,是姜文华今天三十九岁,再不年轻,被复旦革职,于是前无去路,而纯数学家是不容易转业的!

数学的天才稀有。印度的拉马努金的数学天赋不见古人;美国的纳什百年一见。但我们要知道,数学天才患上精神失调的或然率是比较高的。纳什曾经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但普林斯顿没有炒他。天赋更高的拉马努金,虽然在精神上属正常,但他曾经说,他有些写出来的令人叫绝的数学方程式,是在梦中母亲告诉他。这不是有点不正常吗?

人的脑子是有着很特别的生理机能。弗里德曼曾经告诉我,思想是脑子的运动,要持续操作才有可为。可惜我们也知道,脑子不停推敲或思考,跟任何体力运动一样,可以受伤闯祸。脑子受伤,小小的伤,也是灾难!

在学问的思想上,我是个可以持久地拼搏的人,但唯恐自己的脑子会出事,就需要混合着多项的其他造诣或玩意。这些行为在香港惹来非议,但在美国却被赏识。我还是幸运的,因为当年博士后正式出道的第一天,就获终生雇用合约,几个月后无端端地被升为正教授。然后,重要的帮忙是西雅图华大的系主任诺斯与社会科学院的院长鲍特文清楚地告诉我,算文章数量与论学报高下这些衡量准则完全与我无干。我要做什么都可以。只这一点,我就自由自在地在完全没有压力下写出一系列今天一律被认为是经典的文章。要是我出道时有今天美国或中国的大学初出道的教授遇到的发表文章的压力,我那些经典文章不可能写出来,也可能弄出精神问题了。

最后要说的,据网上所载,这次被杀的王永珍书记是一位忠厚随和的教授,出现这样的不幸让我心境难平,这里我谨向王书记的家人表示慰问。



张五常:给蒙代尔太太的慰问信

 
蒙代尔谢世,我寄了如下的慰问信给他的太太,是由张滔代笔的。很不幸,在我信后列出的慰问朋友中,竟然忘记放进张滔的名字。谨在这里向滔老弟致意。
 
我最后一次见到蒙代尔,是2013年10月18-19日在深圳举办的追悼科斯的研讨会,由他做主讲。但他那次讲话的内容,主要是我的《佃农理论》。会议过后,蒙代尔离开深圳不过几天,就传来他中风的消息。蒙兄和我从此就咫尺天涯了。
 
像科斯一样,蒙代尔是一个衷心关注与维护中国的经济学者。他的死,是中国的一个损失。
 
——张五常,2021年4月6日
 
Dear Valerie,
 
It's like having one of the fixed stars disappeared from the firmament.
 
I am too full of grief to write, but am comforted by the thought that in the world of ideas, Robert Mundell is immortal.
 
"And thy commandment all alone shall live
 
Within the book and volume of my brain."
 
-- Shakespeare, Hamlet I,v, 97.
 
Warmly, Steven N.S. Cheung
 
 
p.s. -- Joining me in eulogizing Bob are Aihua Wu and Zhixiang Zhang, Songzuo Xiang, HongyiChen--from manainland China; and Wai Hong Yeung, Alfred Hau, GaryShiu--from Hong Kong. And a long list of Bob's admirers.



张五常:科斯定律的错与交易费用替代定律

不久前我在美國由科斯生前創辦的刊物發表了下面的英語文章。多年沒有用英文下筆,文筆生硬,如插水式地下降了。中文不會這樣,可惜今天的同學不能學英文。
 
但文章是重要的。科斯定律不僅錯,而且錯得嚴重。然而,該定律的重要性不減,因為它提出了一個新的角度看問題。但這角度其實是奈特一九二四年早就提出的,科斯只是說得清楚一點。文章寫得不夠清晰,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在文內我也提出自己創立的“交易費用替代定律”,同學們可以比較一下奈特、科斯和我這三個人的水平,孰高孰低也(一笑)。
 
還有另一篇英語文章算是寫好了的,比本文重要,但要在五月在美國的刊物發表後才在這裡刊登。
 
張五常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五日
 
On a Fallacy in the CoaseTheorem and the Theorem of Transaction CostsSubstitution
 
Steven N.S. Cheung*
 
Sixtyyears have lapsed since Ronald Coase published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fn1)and I am delighted to see Steven G. Medema’s piece entitled “The Coase Theoremat Sixty.” (fn2) This paper runs 125pages in fine prints, citing a total of 856 references. A mind-boggling endeavor, and it reminds meof what George Stigler said of Piero Sraffa’s work on David Ricardo: “Here is atask that needs not be performed again.” (fn3)
 
Medemaasid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errors in circulation on the dates of events,and there are some facts distorted by rumors. As myself an old man now, once befriended by Coase and his associates, Ido possess first-hand information on how the wonderful ideas of Coase cameabout. In doing so I should also pointout a major fallacy in the Coase Theorem. Not meant to belittle that theorem, of course. The Coase Theorem will godown in history as certainly as Say’s Law.
 
The term“Coase Theorem” was coined by George J. Stigler. He told me in person his view that the CoaseTheorem wa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idea in 20th centuryeconomics.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arguewith George on this: he was the leading historian of economic thought of thatentire century.
 
Section I:The Legendary Debate of the Century
 
First about dates. “The Problem of SocialCost” appeared in the 1960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but that issue did not appear until the early summer of 1961.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ase Theorem did notappear in that “social cost” paper—in my view, the so-called “InvariantTheorem” attributed to the 1960 “social cost” paper is not a theorem. Rather, the theorem was first enunciated in1959, in a more beautiful paper by Coase on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Commission.” (fn4) In that 1959 piece there is one sentence that says: “Thedeline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 This statement is the Coase Theorem in itscomplete form.
 
Theintroduction of transaction costs in the following 1960 piece, thoughimportant, only supports the working of the theorem stated in 1959. However, as will be seen later in this paper,it i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ransaction costs that Coase committed a seriouserror.
 
There wereconsiderable confusions on the exact issue which led to the legendary debate inAaron Director’s home in the spring of 1960. What is known for certain is that when the FCC paper was submitted toAaron Direct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 galaxy of stars at Chicagoopposed to a key point Coase made. Exactly what that point was, is a question somefuture historians of economic thought would want to know. Coase told me it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aparking lot. His strongest critic atthat time, Reuben Kessel, also told me it was about a parking lot. Reuben passed away in 1975, and now I findtwo places in the FCC paper where the phrase “parking lot” is mentioned. I put both of them below for the readers toconsider.
 
On page 14of the FCC paper, Coase wrote:
 
If one person could use a piece of land for growing a crop,
 
and then another person could come along and build a house
 
on the land used for the crop, and then another could come
 
along, tear down the house, and use the space as a parking lot,
 
it would no doubt be accurate to describe the resulting situation
 
as chaos. But it would be wrongto blame this on private enterprise
 
and the competitive system. Aprivate-enterprise system cannot
 
function properly unless property rights are created in resources,
 
and, when this is done, someone wishing to use a resource has to
 
pay the owner to obtain it. Chaosdisappears; and so does the
 
government except that a legal system to define property rights
 
and to arbitrate disputes is, of course, necessary. But there is
 
certainly no need for the kind of regulation which we now find
 
in the American radio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Then onpage 25:
 
It is clear that, if signals are transmitted simultaneously on a given
 
frequency by several people,the signals would interfere with each
 
other and would make reception of the messages transmitted by
 
any one person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he use of a piece of
 
land simultaneously for growingwheat and as a parking lot would
 
produce similar results. As wehave seen in an earlier section, the
 
way this situation is avoided is to create property rights (rights, that
 
is, to exclusive use) in land. The creation of similar rights in the use
 
of frequencies would enable the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e same
 
way in the radio industry.
 
We today would not see anything wrong with thearguments in the two paragraphs above, but in 1959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social cost issue was
 
relatively weak even at Chicago: they were still onthe level with Pigou. (fn5) It was on the issue of the radio frequencyinterference and the parking lot interference that Aaron Director urged Coase, who was then at the University ofVirginia, to come to Chicago to clarify his position. Coase responded that he would not give a lecturebut would be glad to discuss the issue with a selected group of economists.
 
Thediscussion that turned out to be a heated debate is legendary, and no doubtwill be recorded in the futur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here now exist a number of different versionsof that debate, including one of over 100
 
participants. Myversion must be accurate, because among the 10 participants
 
I was acquainted with eight of them. The ten participants were Martin Bailey,Milton Friedman, Arnold Harberger, Reuben Kessel, Gregg Lewis, John McGee,
 
Lloyd Mints, George Stigler, Ronald Coase, and AaronDirector.
 
Afterdinner, in Aaron’s home, Ronald opened with the question: when a factorypollutes the residents nearby, should this factory be held liable for thedamage? Or should the residents pay thefactory owner to reduce the pollution? The proper answer, as we know it today, is that on efficiency grounds itdoes not matter, so long as the right to pollute or not to pollute is clearlydelineated so that the market will work its magic.
 
McGee toldme that during the debate Harberger was moving furniture around in Director’shouse to form a fence to check the movements of the cattle, yet Al did notrecall himself doing so. There wererumors that the Coase Theorem was first stated by Milton Friedman, who waspresent in that legendary debate, and not by Coase himself. Yet when I pressed Milton on that rumor, hedenied the glory, saying it all belongs to Coase. Coase, however, told me that after more thantwo hours of debate, he was a bit doubtful of his own thinking, although hestill believed he was right: it was the thirty minutes of Friedman summarizingthe main points of his arguments in that evening, with such great clarity, thathe knew he was home free. Stigler’sversion supports Coase’s version. He told me that after more than two hours ofdebate the issue was undecided. Milton stood up and opened fire, and thebullets hit everybody except Coase. Harry Johnson, who was in London at that time, sent a cable to theEconomics Department at Chicago the next day, saying that he heard anEnglishman has discovered a new continent again. Reuben Kessel, who had been the strongestopponent to Coase’s argument, told me in 1972 that we would have to go all theway back to Adam Smith to find an economist of Coase’s level.
 
Afterthis legendary debate and as the participants were leaving Director’s home,McGee recalled, they were mumbling to each other that they had just witnessedintellectual history. Aaron Director,who was 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t that time, told metwo matters of interest. First, Coase toldme he was rushing to submit the manuscript to Aaron because the deadline ofsubmission was already passed, so he wrote and submitted the 1960 paper sectionby section. But Aaron told me he could notcare less when would Coase complete that paper: his journal could wait for years if needed be. Second, knowing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paid authors at that time, I asked Aaron how much his journal paid Coase forthat 1960 piece, he replied th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gulated the feespaid to authors by the page, otherwise he would give Coase all the money at hisdisposal. Knowing Aaron, my guess isthat he would not mind closing his precious journal down after Coase’s 1960paper.
 
I must takepride to add here that Aaron liked my works! In the spring of 1969 I presented my paper on the choice of contracts inStigler’s workshop. A day later I alonewas having lunch at the Quadrangle Club at Chicago, I saw Aaron walking slowlytowards me. I politely stood up, and Aaronsaid, “The paper you presented yesterday is the best I have read in severalyears.” Then he turned and walkedaway. I was still standing, and tearscame down from my eyes. And when aftersome 12 yeas of research I finally published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Firm” (fn6) in 1983, Aaron had someone brought me a simple message: After Steve’spaper, the quarrel on what a firm is exists no more.
 
Section II: The Unfortunate Neglect of Frank Knight
 
It is unfortunate that in Coase’s 1959 paperon the FCC and his 1960 paper on social cost, no reference is made on amagnificent 1924 paper, entitled “Some Fallaci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Cost,” written by Frank Knight. (fn7) Knight made exactly the same point in 1924as Coase did in 1959 and 1960. Coase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931, from London on a travellingscholarship, and audited Knight’s lectures. He must be familiar with Knight’s classic work.
 
Knight’s1924 paper rebuts Pigou’s work on social cost. (fn8) He took issue on Pigou’sfamous example of two roads. Two roads,both going from Town A to Town B, one road is narrow but well-paved, and theother is broad but poorly surfaced. Pigou argued that the congestion of cars willoccur on the good road, with the drivers slowing each other down, hence asocial cost problem exists, and this problem could be resolved if a tax isimposed on the use of the good road, while those using the broad but poor road,though with more cars but still with no congestion, are not harmed. Hence a tax impos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theuse of the good road will reduce the divergence between private and socialcosts.
 
Thefollowing comment by Knight on this two-road example is profoundly brilliant,which in my view is a Coase Theorem of the 1924 version.
 
Knightwrote:
 
Professor Pigou’slogic in regard to the roads is, as logic,
 
quiteunexceptionable. It weakness is onefrequently
 
met with in economictheorizing, namely that the
 
assumptions divergein essential respects from the facts
 
of real economicsituations. The most essential featureof
 
competitive conditions isreversed, the feature namely, of
 
the privateownership of the factors practically significant
 
for production. If the roads are assumed to be subject to
 
private appropriationand exploitation, precisely the ideal
 
situation whichwould be established by the imaginary tax
 
will be broughtabout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ordinary
 
economic motives.
 
Yes, thisis the 1924 version of the Coase Theorem, 36 years before what was
 
enunciated by R.H. Coase.
 
To myknowledge, Pigou never replied to Knight’s challenge, except his famoustwo-road example was deleted in the later edition of The Economics ofWelfare.
 
It isimportant--very important-- to note that by “assumptions” Frank Knight meantthe constraints assumed! And this is thespotlight guiding literally all my own research. I was delighted that in an earlier write-upof Frank Knight in Wikipedia, my name was one among five economistsinfluenced by Knight, but then was disappointed that in a later version onKnight, the names were changed.
 
I wish to note that in December 1968, in Bob Mundell’slavish cocktail party, I had the honor of meeting Knight and told him in personhow much I adored him and learned from his 1924 paper. He looked at me for a long moment, and said,“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Section III: OceanFishery and the Dissipation of Rent
 
Another unfortunate omission of Knight’spathbreaking work of 1924 is found in yet another important paper, the one onocean fishery as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is beautiful piece, written by H. Scott Gordon in 1954, made noreference to Knight, but the geometric diagrams Gordon used were essentially Knight’sdiagrams, as tilted mirror images and relabeling the axes. (fn 9) What Knightdrew to describe Pigou’s two roads now becomes two fishing grounds in Gordon’spaper.
 
Theimportant--very important--conclusions in Gordon’s insightful work is that theocean rent that may be captured in fishing is absorbed into the cost of fishinglabor and therefore is dissipated under competition, because the ocean fishingground is not privately owned. To myknowledge, the term “dissipation of rent,” which I use often, was first coinedby Gordon. In my view, the frequent useof this concept of rent dissipation is on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what laterbecame known as the Washington School of Economics. (fn 10)
 
However,Gordon’s analysis of the dissipation of rent in ocean fishery is flawed. As I pointed out in my 1970 paper on thestructure of a contract, the complete dissipation of rent in ocean fisheryrequires the number of competing fishing boats be approaching infinity. I reached this interesting result byextending Cournot’s duopoly analysis while allowing free entry with homogeneousfishing inputs. That is, even if the ocean is under common ownership so that nocompeting fishing boat has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 entrants, some ocean rentwill be captured by each fishing-boat owner so long as the number of fishingboats is in some way restrained. This ismy explanation why unions of various types are so commonly observed in oceanfishery! In fact, my analysis says thatthe more restrictive it is on the number of fishing boats, the more the oceanrent will be captured by each of the boat owners.
 
Section IV: A Key Error in the Coase Theorem
 
Let menow turn to what in my view is a serious error in the Coase Theorem. I take issue with a key statement he made atthe beginning of Section IV of his 1960 paper, when he stated his analysis isbased on “the pricing system is assumed to work smoothly (that is,costlessly).” This is the notedassumption of zero transaction cost and the functioning of the market. However, as pointed out in my work WillChina Go Capitalist?, published in1982 (fn 11), I wrote that if transaction costs were truly zero there would beno market:
 
If all transactioncosts, broadly defined, were truly zero,
 
it would have to beaccepted that consumer preferences
 
would be revealed withoutcost. Auctioneers and monitors
 
would provide freeall the services of gathering and collating
 
information; workersand other factors of production would
 
be directed freelyto produce in perfect accord with
 
consumer preferences;and each consumer would receive
 
goods and servicesin conformity with his preferences. The
 
total income received byeach worker (consumer), as
 
determined costlesslyby an arbitrator, would equal his
 
marginal productivityplus a share of the rents of all resources
 
according to any of a numberof criteria costlessly agreed upon.
 
In other words,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ctivities can in
 
principle be carriedout without a market, to produce the same
 
result as thoughcostless markets were in operation.
 
This viewis important, and Kenneth Arrow immediately agreed with me when he read it. Coase also agreed with me a littlelater. However, the full implications ofthis view took me nearly 25 years to obtain.
 
Section V: TheTheorem of Transaction Costs Substitution
 
The greatpuzzle is that there are in fact markets in the real world, and by our dailyobservations there are numerous types of transaction costs associated with thesemarkets. If all transaction costs weretruly zero there would be no market, then it makes no sense to say that marketsexist because of the presence of transaction costs. Why do markets exist after all?
 
Myjourney to solve this major puzzle involved several steps. First, different types of transaction costsoften cannot be logically separated, as a toll collector at the entrance of ahighway performs both the functions of collecting tolls and policing againstintruders. Second, under thisinseparable rule and pushing this rule to the limit, transaction costs mustinclude all those costs that cannot be conceived to exist in a one-person orRobinson Crusoe economy. On this point George Stigler agreed, and it was laterelaborated in my paper entitled “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 (fn12)
 
Third,the dissipation of rent is a cost, and because this dissipation can only be theresult of competition, it cannot be conceived to exist in a one-maneconomy. Therefore, rent dissipation istransaction cost. For example, if theprice of a product is restricted by control to below the market price,customers would have to stand in line for, say, half an hour for a purchase,the value of standing time must be added to the price of the product to thebuyer to obtain its true value. Hencethe value of the product reduced is a dissipation of rent.
 
Fourth—and this the key--of the numerous criteria that may be used todetermine winners or losers under competition in society, only the market priceentails no dissipation of rent. This isbecause in a free market one has to produce something before he can offer toexchange for something else. Theratio of that exchange is the market price, and because one has to producesomething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ompetition game, there is no dissipation ofrent.
 
Hencecomes a beautiful “Theorem of Transaction Costs Substitution”: In order toreduce rent dissipation under competition in a society, all the transaction costsincurred in the market—lawyers, bankers, policemen, middlemen, etc.— are meantto support the use of the one single criterion of determining winners whichentails no rent dissipation, namely, the market price! In other words, the transaction costsincurred in the market are meant to substitute or reduce the dissipation ofrent—another type of transaction costs—which must arise when the market price isnot used.
 
The ideathat the market price is the only criterion of determining winners andlosers that entails no dissipation of rent was known to me when I was agraduate student, and an elaborate theoretic treatment of the subject is seenin my piece on price control, published in 1974. (fn 13) However, putting otherelements together to obtain the above Theorem of Transaction Costs Substitutiontook a long time. There are numerousother important im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is theorem, because the choiceamong different contracts necessarily entails transaction costs substitution(fn 14). However, if confined to thesubstitution between the costs of using the market price and the dissipation ofrent, the theorem is relatively simple and straight forward. In my view, this latter substitution is atthe core of the theorem of transaction costs substitution which I propoundhere.
 
In 1979, when China was just talking aboutopening up, I published an articl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bearing the title “OneThousand Rules, Ten Thousand Rules, in Economics There is Only One Rule.” (fn 15)This piece forcefully argues that of the numerous rules that may be used toallocate resources under competition, nearly all entail rent dissipation. All except one—the market price—which entailsno rent dissipation. Some friends toldme that that article was widely circulated in Beijing, leading to complaintsthat the government turned to charge prices for everything.
 
It was not easyfor me to convince my Beijing friends, however, that private property rightsare essential for the emergence of markets and the use of market prices. It is at this critical point that Coase’sidea of clear delineation of rights works magic. The Chinese culture isallergic to the word “private”, but clear delineation of rights they were eagerto accept. This is the central contributionof Coase’s works o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It isinteresting to note here that in my 1981 pamphlet bearing the title WillChina Go Capitalist?, which correctly predicted that China will reform tobecome a market economy, the underlying elements of an implicit theoreticstructure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as the Theorem of Transaction CostsSubstitution which I discuss here. Ittook more than 30 years to put the elements together to form an integratedtheorem.
 
Section VI: Episodes toRemember
 
Inclosing, I would like to recall a fond memory in my last meeting with Coase.
 
It was in December,1990 when Ronald was awarded theNobel Prize. Because that was the 90thanniversary of that prize, all the living Nobel laureates were invited toStockholm for a massive gathering. Mywife and I were also invited to attend this gathering. The reason is that in the evening before thePrize was awarded, there was a dinner party for all Nobel laureates ineconomics, and I as the only non-winner was asked to give a talk at thatdinner, on behalf of Coase, because Ronald had to rest to prepare for theexcitement coming the next day. Two economistsgave talks during that dinner party, Kenneth Arrow and I myself.
 
Ronald, Marian,Milton, Rose, my wife and myself were together for several days. Two days before the award ceremony, Ronalddelivered his Nobel Lecture. During thatlecture, my wife and I were arranged to sit next to Rose and Milton. It was a huge hall, filled with people, and athunderous standing applause sounded when Ronald was slowly walking down theaisle towards the podium. We all stoodup, and Milton was standing next to me. I whispered to Milton: “Do you think this guy deserve this prize?” He replied:” You mean Ronald? He should havewon it a long time ago!”
 
Ronald hada deep feeling for China ever since he was a boy, but had never visitedChina. In 2013, a few months beforeRonald passed away, he was to travel to China to see me. Everything was arranged. His expired passport was renewed, and my wifereserved a hotel suite with a nice view for him and his helper. He was to join us in Shanghai on October 1,the beginning of a ten-day holiday. I had arranged a team of doctors to standby just in case medical assistance was needed. I had also alerted several universities in that region for Ronald tovisit. I wanted Ronald to know howunique a hero he was in the eye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youths. China owed this man for his ideas, and Iwanted Ronald to see the gratitude with his own eyes.
 
But It wasnot to be. Ronald passed away onSeptember 2, 2013, at the age of 102.
 
Footnote References
 
*Professoremeritu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ideas contained in this paper are takenfrom Section IV, Chapter 2, Book V of a five-volume treatise entitled EconomicExplanation, writte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is paper I was assisted by Shihan Shen, Yan Zhou, NingWang, and Gary Shiu.
 
1. Coase, Ronald.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 Volume 3, October, Journal of Law andEconomics, pp. 1 – 44.
 
2. Medema,Steven. Forthcoming, “Coase Theorem atSix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 Stigler, George.1953. “Sraffa’s Ricardo,” Volume 43, Septemb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p. 586-599.
 
4. Coase, Ronald. 1959.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Commission,” Volume 2, October,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pp. 1-40.
 
5. Pigou, Arthur. 1920. TheEconomics of Welfare. London:Macmillan.
 
6. Journal of Law andEconomics, Vol. 26, April 1983, pp.1-26.
 
7. Knight, Frank. 1924.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of Social Cost,” Volume 38 Number 4, Augu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pp. 582-606.
 
8. See Footnote 5.
 
9. Gordon, H. Scott,“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54).
 
10. The existence of a unique Washington School ofEconomics is likely first mentioned by Douglas North in his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ublished in 1990 by th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n page 27of the book, he wrote in a footnote that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isconsistent only in its agreement on the importance of transaction costs; it isfar from unified in other aspects. Theapproach developed here might most appropriately be characterized as th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pproach, originated by Steven Cheung .” Robert Higgs, who was once on the faculty at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wrote in 1991 that “I call this proposition, which isa more sophisticated variant of the modernization hypothesis, the theory of theWashington School. Its prime proponentis Douglas North…North draws on theoretical work on measurement and transactioncosts by Steven N.S. Cheung (formerl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nd YoramBarzel (still there).” See Robert Higgs,1991, “Eighteen Problematic Proposition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Growth ofGovernment,” Volume 5, Number 1 and 2,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pp. 3-40. Commenting on my role in thefounding of the Washington School, Deirdre McCloskey at the University ofIllinois at Chicago said back in 2017 that, “[h]is main legacy was persuadingDouglas North at Washington to take property rights seriously in economichistory. No Cheung, no North.” The quote is from “ Responses to an Inquiryon S. N. S. Cheung’s Economics after a Conference on the Matter in Shenzhen,China, November 2017”. It could accessed via the following link: http://deirdremccloskey.org/docs/pdf/McCloskey_CheungianEconomics.pdf
 
11. Cheung, Steven.1981.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An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2. S. N. S. Cheu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 Economic Inquiry, October 1998. This is the only work of mine which Milton Friedman gavedetailed comments, word by word, line by line, and rendered the verdict that Ialone occupy a position in this paradigm.
 
13. See S. N. S. Cheung, “A Theory of PriceControl,” Volume 17, April 1974,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pp.53-71.
 
14. SeeS.N.S.Cheung, “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Arrangements,” Volume 12, April 1969,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pp,23-42.
 
15. Thepiece is written in Chinese, “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
 
(One Tousand Rules, Ten TousandRules, in Economics There is Only One
 
Rul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October1979 in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Monthly, Volume 3,Number 7.



张五常:中国借贷杠杠率上升的一个可能原因

有些同学问关于目前国内的杠杆率上升的问題,我没有跟进,所以不知细节。但我想到一件有关的事,可能对这杠杠率的上升有直接的关联。这就是今年(二〇二〇)初新冠病毒在美国出现时,那里的楼价立刻上升,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朋友(Levis Kochin)当时告诉我,楼房价格的上升是因为不少人为了避免这病毒,要搬进较大较舒适的房子。
 
我们知道中国内地的一些大城市也大约在同时期楼价开始有显著的上升,其原因可能跟美国一样。
 
如果因为病毒的出现导致住所加宽的需求,从而导致楼价上升与借贷上升,那是很自然的市场应对,不是炒买炒卖的结果,其借贷的杠杆率上升也不足为忧。
 
上述Kochin的提点,我认为可信,但不能肯定。中国的杠杠率上升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2020年12月20日



张五常:中国是地球上的第一大经济吗?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在上海2020中国地产金融峰会的讲话
 
美国特朗普总统执政,几番直言他在位之际不能让中国的经济整体的实力超过美国的,说得有声有色,但也显得白宫的谋士对中国的文化与历史的体会没有什么斤两。我不要站在中国那方说话,但炎黄子孙历来就认为他们有的是天下第一强国。可不是吗?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搞笑的义和团斗不过西洋鬼子的枪枪炮炮,输了,但多国的使者到北京签辛丑条约时,慈禧安排他们走的是历来藩邦进贡的路!
 
早上百多年的一七九三,英国使团到北京拜见乾隆皇帝,恳求跟中国通商贸易。乾隆给他们带回给乔治三世的信十分经典,我曾经拜读,内容是说作为天下第一大国,中国什么都有,没有兴趣跟蛮族贸易云云。
 
中国转弱的原因
 
回顾历史,中国的国势转弱可不是因为一八四〇的鸦片战争或一八四二的南京条约,而是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历时十三年、死人三千万的太平天国的动乱。此乱也,是源于美国与墨西哥之战(一八四六——一八四八),导致产自墨国的银两减少。以银为货币本位的中国出现通缩,农产品卖不起价。期间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是的,神州大地历来都缺乏金与银。数千年历史,纸钞处理得象样要等到一九九三年朱镕基接掌中央银行,而今天北京央行的运作更是世界级水平的了。奇怪他们还没有解除外汇管制。人类历史说,纸钞这回事,持钞者信之则吉,不信则祸及天下矣!
 
属奇迹的八个年头
 
我不要在这里重复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先生南下说了一些话的重要影响,也不要重复算是同期推出的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的奇迹。这些我都写过。我也曾提及,有了这些基础,二〇〇〇到二〇〇七这八个年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冠于人类历史。问题是二〇〇八年初北京推出我曾经大声反对过十多次的新《劳动合同法》。这里要说的,是二〇〇七年美国出现了灾难性的金融风暴,而这风暴没有祸及中国,是因为中国推出几万亿搞基建。
 
经济学者一般不赞同近于凯恩斯学派的政府花钱的行为。可幸的是这些基建项目早就打算要造,有了策划,而中国的优胜处,是这些项目做得快,也做得好。究竟这些项目的直接收费回报是否合算我找不到数据,但间接的回报却大有可观。这是带起了很多地区的地价,解决了这些地区的财政困难,也疏导了人口的分布。
 
中国今天是天下第一大经济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怎样算法倒要解释一下。历久以来,国际上的算法是从国民收入这方面看。这是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出现后,凯恩斯学派是这样看。对中国来说,这算法有困难。原因有三:一、农业不抽税,少了一项重要的数据。二、流动人口多,他们的收入难算。三、地区政府历来有指标,干部们知道,报低有害,报高无益。
 
费雪之见可取也
 
在上述的约束下,我认为衡量中国的经济实力要采用费雪(IrvingFisher)的财富算法。国民收入的算法基本上是凯恩斯的。费雪的算法是先把预期收入折现为财富,而财富乘以利息率就是一个稳定的川流收入。我的深交弗里德曼当年就凭费雪的财富与一个稳定的川流收入,一九五七年写成《消费函数理论》那本书,一九七六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理论的主旨浅得五岁小孩也明白:市民的消费是基于他们的财富或预期的川流收入,而不是基于他们的实际收入的。弗老的天赋名不虚传,是源于他能用可以看得到的数据来证实该理论。
 
个人之见,是费雪的经济学水平比凯恩斯的高出很多,而前者的思维的清晰是经济思想史仅见。费雪之见,财富(wealth)是预期收入的折现。因为将来或预期的收入高低不平,财富则变为年金收入(annuityincome)的折现,从而得到一条简单的方程式:W=Y/r。这里W是财富,Y是川流的年金收入,r是利息率。如此类推,楼价是租金收入的折现,即是V=R/r。这里的问题是,目前在中国,发展得比较优越的城市,其实际租金的收入,除以利息率而求得的现值,是远远地低于市场可见的楼价。
 
比方说,目前的上海或深圳,租金的收入不到楼价的百分之二,而市场的利息率是百分之五强。这样,买楼收租或自住,每年要亏蚀约楼价的百分之四。这个看来是非理性行为的解释,就是买楼的人预期——也是市场预期——楼价会上升,而这也是说预期的租金会上升。为什么市场会出现这种预期呢?近于深不可测的答案,是市场是预期着科技的引进,在可见的将来会急升。当然,这预期可能错——楼价可能大跌——但目今的预期就是这样。
 
科技所值跑进土地那方去
 
说起来,这里涉及的土地价值观是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和几位经济大师研讨所得的。楼价上升主要是源于地价上升,而地价上升跟人口的增加可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好比中国的人口历来都是那么多,但八、九十年代的楼价不值钱。深圳的楼价上升远比上海的来得迟——大约起于二〇〇六年——到今天十四年上升了约八倍。
 
可以这样看吧。劳动力的回报是工资,资金的回报是利息。知识的回报跑到哪里去呢?当年我们想到的答案,是跑到地价那边去。是的,当年大家同意的看法,是二战之后,先进之邦的房地产的投资回报率,一般而言远高于其他资产的投资,是源于科技知识的增加的价值,累积到永远存在的土地那方去。人会谢世,树会凋零,但知识与土地是永远存在的。
 
仓库理论源于我
 
这其中涉及到的是一个我创立的有点新意的仓库理论。土地(或房地产)无疑是财富累积的一种仓库。这仓库可容纳的上限,是预期收入以利息率折现的上限。经济学的传统,在财富累积的理论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是预期收入到了土地可以容纳的上限,国民收入再增加,花不掉的积蓄不知放进哪里去。这是为什么十多年前我提出一个仓库理论,其中指出,收藏品因为没有收入的约束,其市值没有上限,因而可以用作一个没有上限的财富累积的仓库。从收藏品的价值变动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几类受宠的收藏品,其最高的升值速度也是二〇〇〇到二〇〇七这八个年头,上升了约二十倍。
 
中国是地球上的第一大经济吗?从财富的角度看绝对是。十五年前,上海房地产之价约美国加州硅谷的一半,今天约硅谷的一倍。也是今天,中国的高楼大厦随处可见,远多于美国的。这也是代表着财富的高下之别。劳动力呢?如果今天举世还有奴隶市场,拿去拍卖,中国劳动力的总市值会远比美国的高。当然,文物也有市值,这方面也是中国远胜。
 
结语
 
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中国的大学制度办得不好,导致无数的聪明脑子得不到适当的指导与培养。这方面的不足,以及需要怎样改进,我已经在《科学与文化》一书内解释清楚了。
 
北京的朋友还需要做的——一定要做的——是把人民币推出国际,而与此相连的是解除外汇管制。这些工程不会容易,牵涉到不少问题,需要怎样处理我在其他文章解释过了。
 
用财富的总值排列经济整体的高下,中国超越美国相当多是没有疑问的。从基建投资带起举国地价上升这角度衡量,我的大约估计,是中国的总经济超越美国,始于二〇一二年。如果没有二〇〇八年初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的左右,这超越是不需要有基建的大兴土木的协助的。
 
今天,因为新冠病毒对美国的祸害远较中国为甚,疫情过后中国的总经济可能抛离美国了。如果北京的朋友能接纳几年前我提出的十一项建议,此“抛离”也,势在必然。可不是吗?中国的人口跟美国是四与一之比,没有种族歧视,只要人均财富达美国的一半,中国的总财富会倍于美国。好些朋友没有注意到,富裕如美国,因为有种族歧视,那里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他们的贫民区——称ghetto——其惨情今天整个神州看不到。
 
回头说美国特朗普总统几番说的,他不要让中国的总经济在他在任之际超越美国。这点,他不用担心,因为在他上任之前已经超越了。​​​



张五常:新冠病毒会导致经济大萧条吗?

张五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为凤凰网财经云峰会稿,五月七日播出)

 

尽管我带到美国求学的外甥与自己的儿子在生物与药物的研究上今天皆有所成,我对有关病毒的话题却近于一无所知。我是研究经济的,从一九五九到今天没有停顿过。我也曾经在经济历史这方面下过功夫。当年教我欧洲经济史的是史高维尔(Warren C. Scoville1913-1969)。

从表面看,今天举世出现的新冠病毒跟欧洲十四世纪出现的黑死病很相似。二者皆传染力强,杀伤力强,而新冠病毒也有患者的皮肤呈现黑色。史书说,当年欧洲的黑死病减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导致工资上升,地价下降,而整个地球的经济受到影响,不景近一个世纪。

昔日的黑死病据说是一种鼠疫(bubonic plague),属细菌——传说是——要是今天出现可用抗生素药物医治。但新冠病毒是病毒,可靠的药物还没有,是以为难。今天,处理病毒的主要方法还是疫苗,属预防性质。目前好些地方正在研发新冠病毒的疫苗。这方面,我不怀疑中国会在几个月后首先推出。话虽如此,我还是有点怀疑昔日的黑死病与今天的新冠病毒可能是同一回事。昔日的黑死病源自老鼠,今天的新冠病毒源自蝙蝠。蝙蝠不是有点像老鼠吗?

然而,时代毕竟是改变了。今天看,地球经济不景百年是不会出现的。但大萧条会出现吗?会的,因为如果我们以昔日的准则,以失业率百分之十作为大萧条的衡量,这不幸的情况今天在地球上好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好些地方的失业率远超百分之十。这样,问题再不是大萧条会不会出现,而是开始出现了的大萧条需要怎样挽救。

(2020年3月14日,比利时布鲁塞尔购物街圣于贝尔长廊门店关闭,顾客稀少。 4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衰退程度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下滑。 图/新华社)

近代历史上,称得上是大萧条的只有一九二九年起自美国那一次,历久不振,要到一九四一年美国加入二战后才终止。我们要回顾当年是发生了些什么事,好让我们知道今天需要处理些什么来拆解新冠病毒对经济的祸害。

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过两个多才多艺的经济学天才。一个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凯恩斯(John M.Keynes1883-1946),另一个是美国耶鲁大学的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我个人认为费雪是古往今来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而凯恩斯在经济理论的基础掌握上是略嫌不足的。问题是,曾经赚过很多钱的费雪,遇到一九二九年的大萧条而破了产——连住所也要大学提供。凯恩斯呢?他曾经近于破产,但谢世时却是大富。这项近于无聊的区别,促使后来不少经济学者为此重视凯恩斯而漠视费雪。无可置疑,凯恩斯与费雪多才多艺,经济学之外的多方面皆有建树,令人拜服。

经济学诺奖得主、英国学者希克斯(John R. Hicks1904-1989)曾向我解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主要成因,是举世推出保护性的贸易关税。另一方面,我的深交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虽然同意贸易关税增加了当年大萧条带来的祸害,但他支持费雪之见,认为货币政策上的严重失误是当年出现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综观上述,面对目前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困境,加上中国的经济已经转弱了一些时日,我在下面提出七项政策建议给北京的朋友考虑。

(一)切忌通缩出现。费雪提出的“负债通缩理论”(Debt-Deflation Theory)是重要的提点。目前中国的通胀率是百分之四与五之间。弗里德曼认为通胀率二到五对经济有利。我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胀的上限可提升到百分之六。这些日子北京央行的运作,尽管不少朋友认为是过于复杂,有不少问题,我认为在物价指数的调控上他们是可以的。要记着,可以由央行调校的通胀其实只是物价上升,在适当时期可以适当地调低。这不会导致对经济为祸不浅的恶性通胀的预期。

(二)切忌外贸收缩。当多年前希克斯向我指出外贸收缩是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主要成因时,我有点怀疑,后来跟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1932- )研讨,再看资料,同意当年希克斯说的,外贸收缩对经济的祸害不在货币政策失误之下。

这里要说的重点,是外贸的国际量的或大或小,其主导权力今天是在中国。这是因为排除科技产品与名牌珍品,只从人民的日常用品看,中国的市场约占地球的一半。要是中国提出互相零关税,没有哪个国家会不接受。我首选向英国作此建议,跟着是欧洲的先进国家,跟着是美国,再跟着是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等国家。这个次序的排列是基于工业的低层工资的高下,由高而下。选英国为先却是因为他们历来是近于零关税,用不着怎样洽商,跟着欧洲的其他先进之邦如果不接受他们的经济会出现灾难。

(三)顺势推出人民币。在推出相互零关税的同时,中国的进口商可以顺势把人民币推出国际。进口商可以要求对方用人民币或对方选择的货币议价。千万不要勉强。双方用不同货币议价含意着的人民币汇率,可能与北京央行的官价汇率不同。央行不要干预。然而,各种货币的不同议价提供着关于汇率均衡点的讯息资料,央行可以据此调校他们的官价汇率。结算的银行由双方议定。这样处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左右人民币推出国际,中国今天还存在的外汇管制因而可以先从贸易项目解除。这里我要澄清,我对目前还存在的中国的外汇管制的细节,因为常有变动,没有跟进,只是在直觉上认为零关税可以协助外汇管制的解除。

(四)不要胡乱管制市场。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是同一市场,不是两个不同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当年处理失误。这是为什么二〇〇七年我读到将要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的九十八条细则后,多次提出反对。可惜皆如石沉大海。撤销此法,让劳资双方自由选择合约替代,中国的经济会立刻出现转机。

(五)中国的税制越来越复杂,加上没有清楚权利界定的社保,要一次过地清理:抄香港的可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北京的朋友老是要抄欧美的东西?

(六)政府的投资要算清楚回报。二〇〇八年西方出现金融风暴,温家宝先生推出几万亿搞基建,效果不俗是因为一方面那些项目是早就计划要做的,而更重要的另一面是带起了很多地区的发展。我不同意弗里德曼,认为政府不要参与市场可做的事项。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解释过了:只要有清楚的权利界定,在某些局限下政府的操作可比市场有较低的交易费用,因而有更好的成果。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没有市场价格的指引,计算准确的回报很困难,何况利益团体的参与是近于无可避免的。

(七)从凯恩斯学说引申出来的争议,西方的经济学者得到一个肯定的结论:要振兴经济,政府花钱远不及减税那么有明确的效果。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明显地恶化,北京的朋友不妨仿效乾隆皇帝,全国免税一年,或选择性地对中小型企业免税一年。

回头说新冠病毒,我要在这里肯定中国的处理。当这病毒出现后不久我这样说时,一些朋友以为我发神经。但今天他们见到人口只中国四分之一的美国,这病毒祸及的人数却比中国高出十多倍,就认为我有先见之明。我是个学者,可以不说,可能说错,但不能说自己不相信的话。

不久前,九十六岁的政治外交大师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1923- )撰文说,新冠病毒的出现与全球性的普及,将会改变世界的秩序。我同意这观点,但不知道这秩序会改变成怎样。

 

 

 

 



结果与传世的追求

张五常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我的儿子四十八岁了。不过两年多前,四十五岁,他才找到一份称意的工作。论读书考试,他是我家内内外外成绩最好的一个。他的中学成绩不怎么样,是因为我约束着,放学回家不准做功课,更不准请什么补习老师。我认为求学这回事,是长途赛跑,早起步飞奔一定会败下阵来。

儿子和他的妹妹进入了大学后,我完全不管他们的成绩。永远不问。只是一次在飞机上,见到一本刊物选出美国大学的几百位成绩最佳的本科生中,儿子与女儿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女儿读大学只是为了给我作一个交代,毕业后她要结婚成家,是她的选择,我不反对。儿子却要不断地读下去,我当然也不反对。作本科生时他要购买很多课外的关于生物的书,而后来进入了研究院,买书的钱由校方提供,他当然买得更多了。

儿子放在书架上的书,看起来一律是全新的,彷佛没有被翻过。一次我问他:“这些书你都读过了吗?”他答:“都读过了。”

本科后,儿子进入一个要花十年时间的课程,是生物博士与医学博士一起读的。跟着他花了五年做些医生专业与获取牌照的操作,再跟着是进入了西雅图的一家研究院,行医的时间只约五分之一。困难的出现,是在美国,研究金的获取越来越困难!是在这个困境中,喜欢从事研究工作的儿子,两年多前转向有直接商业价值的医药研究那方面去。

儿子说,有直接商业价值的医药研究与没有直接商业价值的学术性研究,其趣味是一样的,只是前者用不着发表学术文章。儿子有医生牌照,做商业研究的价值较大,因为跟医院与其他医生的沟通是比较方便的。

为了转向有商业价值的医药研究那方去,两年多前儿子转到该行业最集中的加州中部。我曾说过,他在那里买了一间前后有小花园的房子。同样的房子,十多年前美国之价倍于上海,但今天只约上海的一半,约深圳的五分之一!我也曾经说过,以房子舒适而言,比起中国,美国是远为接近《圣经》说的伊甸园了。

我见儿子搬进了新购的房子,几番建议他在前后的小园多植柑树,因为加州一带是植橙与柑最适宜的地方,但市场多见的是橙,少见的是柑。五十多年前,我在洛杉矶加大念书时,一位同学家的后园种着多棵柑树,其果实甚佳。

我对儿子说,我希望两个孙女在长大的过程中见到果树结果。这是因为自己年幼在广西逃难时,在贫困的村落中,老是爱着果树上结着的果。我当然吃水果,不是很喜欢吃,但奇怪地喜欢见到树上挂着满是成熟的果实。是的,就是在日暮黄昏的今天,我在内地拥有一个果园,每年在果熟时我总要找机会去看看树上结着的果实。

我也说过,爱看果树结果的取向可能跟我在学术研究的取向有点关联:凡是一个题材有了起点,或动了笔,或决定要写,我历来是见不到成果不会罢休。

遥想一九六七年写好了论文《佃农理论》,到洛杉矶加大的校务处索取博士文凭时,因为外籍学生需要多交五十美元,我决定不要,因为论文已经写好了,交了出去,几位教授都签了名,一纸文凭怎值五十美元呢?正要离开,校务处长史高维尔(他曾经教过我的欧洲经济史)却追了出来,要替我交那五十美元。我急忙在钱包掏出钱给他。

我是个平生没有用过一纸名片的人。对我来说,名头与文凭不是果实,但《佃农理论》这论文则无疑是。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的两间图书馆找到更多的有关资料,把该论文加长了约三分之一,在芝大出版后我把该书放在自己的床上,陪伴着我睡觉好几晚。今天回顾,当年师友之间论英雄,大家只衡量思想的重要性,没有谁管文章的数量与名头的。

当年在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研究院,比我聪明的同学有的是,但决定要写的文章,我一定会写完的习惯却不多见。老师阿尔钦曾经对他的女儿说,我永远比他教过的其他学生多走几步。其实这只不过是说,我要见到果实才罢休。

有些题材,从意识着要写到到写出成果很容易。好比写座位票价,实地考查两个星期,下笔只一个周末。有些题材很困难,好比写价格管制,只二十页纸我反复重写,花了一整年。有些题材重视变化,要多累积观察,历时甚久。好比写《公司的合约性质》,我在一九六九年回港考察工厂时,就决定该题材要以件工合约为核心,到完工发表时却是一九八三年了。最遗憾是两份厚厚的石油工业的研究。老师阿尔钦认为是他读过的最优秀的经济实证研究报告,可惜当时因为是顾问工作,不能发表。今天是可以出版的,但是非常专业的学问,出版商恐怕没有兴趣。

这就带到我要向同学们推荐的《经济解释》。我从二〇〇〇年退休后,才开始动笔,因为要多积累对世事的观察。最初是分三卷的,跟着是分四卷,到今天,则成为五卷了。写了整整二十年!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一个原因是上述的,我要见到结果。另一个原因——近于无从解释的——是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历久传世。要争取自己没有机会见到的身后事,是不容易解释的行为。说实话,多年以来,写作的稿酬或版税,我是全部由协助找寻资料或整理文稿的助手收取。但论著却是我的,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果实了。一九七六年道金斯出版的《自私的基因》提出的论点可能解释:要养育自己的下一代是自私的基因使然,那么从这一点看,要自己的思想传世也是自私的基因使然了。

朱锡庆曾经说我那套《经济解释》将会传世一千年。是过于夸张吗?当朱兄这样说时我认为是,但今天看可能不是。这是因为今天见到很多商人与干部都在读这套不容易读的书。听说他们认为那套书有实际的用场。经济学本来就是要有实际用场的,只是数十年来从事者为了争取多发表文章与在大学的升职,转到数学方程式与无数无从观察——因而无从验证——的术语的“新”经济学那些方面去。

物理学是一门有公理性的科学,而又因为有关的变量皆可观察,所以可以推断,因而可以验证。建筑工程不是物理学,但要基于物理学的公理才可把建筑物建造起来。我从事的经济学也是公理性,然而,除了“需求量”这项不是真有其物的无从观察的“量”,我否决了所有其他无从观察的变量。只一个无从观察、不是真有其物的“需求量”,我就深思了几十年才处理得好,但今天的经济学却发展为满是无从观察的术语的学问。

有些朋友说,这不幸的发展是源于我在《佃农理论》第四章提出的那无从观察的“卸责”这个概念。可能是,因为这个没有验证用途的术语影响了阿尔钦与德姆塞茨一九七二年发表的关于经济组织的大文,跟着就是威廉姆森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一本满是无从观察的术语的书,再跟着就是曾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过一段日子的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了。

其实,争取思想传世是近于无聊的玩意,因为作者本人没有机会见到。但在无聊中我们还是要问:王羲之为什么要写他的《兰亭集序》?苏东坡为什么要写他的《赤壁赋》?羲之当年要在数十个文人中表演一下,不难明白,但苏子写好《赤壁赋》后是不敢示人的。我在退休后花了二十年,多番修改才写成今天同学们可以见到的五卷《经济解释》,为的是些什么呢?答案是要见到自己创造或培植出来的果实,而希望的是自己不可能见到的历久传世的追求。

我从事经济学六十一年了。在这门学问的创作上我不断地尝试了五十五年。今天回顾,作品能传世半个世纪不困难,但一定要有三个因素的存在,其一是作品要有点新奇——英语称novelty是也。不一定要有震撼性,但总要给读者有点新奇的感受。其二是作品要有趣。这是品味上的问题——天生没趣的人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不会有大成。其三是作品提出的论点一定要是真理——或起码要经得起一段长时日的蹂躏。

这些传世条件的要求,解释了纯为兴趣与满足作者的好奇心而追求的学问,其传世的机会一定比追求其他目的为高。纯从学问或知识的角度衡量,没有趣味的作品传世三几十年是近于不可能的了。 

                                                      (《童年的回忆》之十二,完)




张五常:想象力是培养出来的

——《童年的回忆》之十一
 
很多朋友希望我能写自己的传记,但我认为自己算不上是什么人物,不值得勒碑志之。然而,写散文,我久不久提到自己的已往,而比较有系统的有《求学奇遇记》、《〈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一蓑烟雨任平生》等几个系列。
 
这次写《童年的回忆》,是源于一位朋友传来香港西湾河山头的一帧摄于一九六七年的照片。再早上二十多年我是在那里的山头长大的。思往事,我用英文写了一封长信给一些朋友,略说在该山头长大的情况。这些朋友哗然,其中一位竟然说我有写《荷马史诗》的本领!我尝试把该英文信翻为中文给同学们看,但动了笔就觉得不妨多写几篇。《童年的回忆》于是写了十篇,这最后的两篇是要写些结语了。
 
我认为一个人的脑子有三方面不同的功能。其一是记忆力,其二是分析力,其三是想象力。我认为记忆力是天生的,分析力是训练出来的,而想象力则要靠培养而得。这些观点是我这个在地球上活了八十多年的人,凭自己回顾平生的或成或败的经历而获得的意识。
 
先谈记忆力吧。每个人的记忆力通常都不差,但有些人好得神奇,而且往往在年幼时就显示出来了。最明显的例子是下象棋。那所谓“十八岁不成国手,终生无望”之说,是指下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昔日的国际象棋天才费雪,只十岁就走出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佳的一局棋。记载说此子的记忆力好得神奇:在他之前的所有名家对局他全部记得!
 
当然,象棋要下到世界级水平,记忆力不仅要好得近于奇迹,分析力也要大有可观。然而,我要在这里指出的,是想象力于下棋不重要。可以这样看吧:凡是可以谱入今天的电脑、可用方程式处理的玩意,皆跟我在这里要说的想象力没有多大关联。
 
转谈分析力,其天赋也可在年幼时就展现出来。数学是一个例子。数学的天赋跟下棋的天赋没有关联!很多人认为有,其实没有——这是五十多年前我跟美国的一些师友讨论后大家同意的结论。数学的天赋不重视记忆力,而是重视分析或逻辑推理的本领。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学数,也应该学一点,但要成为世界级的数学人马,没有明显的天赋我劝你不要进军。
 
音乐也是展现得早的天赋。想想吧,二百多年前,通讯落后,五岁的莫扎特的音乐天赋就名动整个欧洲。早发的音乐天赋跟早发的下棋天赋没有关联,但奇怪地跟也属早发的数学天赋是挂上了钩的。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音乐与数学的天赋有关,是因为二者皆重视符号的掌握与“量”的相差或相等的感受。
 
上述之外,在音乐上要有大成,耳朵的听觉要生得特别好。这后者我早知自己有所不逮。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学音乐,也应该学一点,但如果你要成为师级人马,耳之于音有所不逮我劝你不要尝试。另一方面,跟任何艺术的表达一样,要有大成其从事者的品味一定要好。品味这回事的确很重要,我认为不是天生的,有机会我会说得具体一点。
 
这就带到这里我要说的“想象力”这个主题。我认为想象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的成长中培养出来。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曾经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一环,应该是。我对物理学完全不懂,但所有我读到的关于爱氏的文字,都提到他的想象力。
 
严格地说,我认为物理学是难度最高的学问。我不敢谈物理,但经济学则大可一谈——这后者,我不仅认真地操作了六十年,而且当年在美国的师友近于一致地认为我是行内最富想象力的一个。我可举几个简单的示范例子。
 
例一,写佃农分成,是关于生产要素的市价厘定。传统的分析说,雇用劳动力,有了一个工资,雇主会雇用某量。佃农分成呢?我见租用土地没有一个租金,就问:那么地主要给农户多少土地呢?
 
例二,写座位票价,我见当时香港的电影院的戏票炒黄牛,其价较高的优质座位的票永远是先售罄,就问:为什么优座票的定价一般是偏低了?
 
例三,蜜蜂采蜜的服务是一种产品,蜜蜂传播花粉的服务是另一种产品。传统的分析用两条函数方程式处理,复杂得很。我说,二者加起来是一种产品,正如养羊,既有羊毛,又有羊肉。
 
如上述例子,示范着的想象力,我写的英语论文篇篇皆是,而六十五岁退休后写了近二十年、今天成为五卷的《经济解释》,差不多页页皆是。好些朋友说读我的文章,读了一段怎样也猜不中下一段会是说什么。他们当然猜不中,因为下笔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段会说什么。
 
杨小凯曾经白纸黑字地直言,斯蒂格利茨抄袭我《佃农理论》的第四章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替我抱不平。其他行内人指出,抄袭我的思想而获诺奖的,不下一掌之数。什么不完整合约、效率工资、卸责偷懒、风俗产权等获诺奖的话题,皆源于我。我懒得回应,因为认为他们连抄也抄错了。
 
科斯我当然是敬仰的。但他那大名鼎鼎的定律说,如果交易费用是零,市场的运作会怎样怎样。我却说,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不会有市场。这点重要,而科斯也认为是对的。对我来说,这项科斯的大错是一项重要的贡献,因为给了我启发,让我后来在《经济解释》中推出今天看有机会名垂思想史的“交易费用替代定律”。有点可惜,我曾提及那“科斯定律”出现的一九六〇年的鸿文有一个大漏,不是因为上述的错,而是在该文内科斯没有提及奈特。后者于一九二四年提出同样的观点,科斯不可能不知道,少了一个提及奈特的注脚,将来写经济思想史的会指出这件不幸的事。科斯的贡献,因为加进了交易费用,其实很大,只一个提及奈特的注脚就会永远地过了关。
 
如果我真的有当年在美国的师友说的不凡的想象力,那么今天回顾,这本领是源于年幼时在广西荒山野岭,背着妹妹到处寻寻觅觅的艰苦日子,以及二战后因为读书不成,继续在荒野流浪,或跟香港西湾河山头的穷孩子游玩而需要自己想办法取胜的玩意。年幼时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买过一件玩具,年长后养育自己的一子一女,我也没有给他们买过一件玩具。
 
回想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为儿女选学校,我逼着要把他们送进英语学校,因为这些学校放学后回家不用做功课。我要他们想出自己的玩意。大学毕业后女儿要结婚生养儿女,这是她的选择,我不干预,虽然我认为进入研究院她会卓然成家。儿子呢?他要走我的路,以学问为生计。先专于生物与医学,后转医药研究,今天也属世界级人马。我的一位外甥当年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把他带到美国,教他怎样去钓鱼,今天该外甥在细胞的研究上也卓然成家。
 
我们三个当年考那些墨守成规的公开试都不会在香港有大学收容——我自己连初中也没有过关。然而,我们三个皆凭想象力而在西方崭露头角。我的中学成绩最差,儿子次之。中学成绩最好的是我的外甥,可幸当年香港的大学不收他。奇怪地,我们三个以想象力论英雄,其高下排列刚好跟中学成绩倒转过来!
 
今天看,我们三个会获诺贝尔奖吗?当然不会。不久前我对外甥说:“你是不会拿得诺贝尔奖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如果你获诺奖,没有人会说不值得。”他很高兴,因为这些日子获该奖彷佛是中了邪,给行内的众君子骂得死去活来的。尽管我的外甥及儿子今天皆属世界级人马,但要打进将来的史书他们的机会可要比我低一点:年幼时他们可没有在荒山野岭流浪过,想象力因而比我不上!
 
二〇二〇年四月五日



张五常:欧阳先生与《娄寿碑》

——《童年的回忆》之十
 
回头说写这系列回忆文字,起笔时我提到香港西湾河太富街十二号二楼,我出生的地方。二战后,神州局势混乱,国共之争严峻,不少内地客逃到香港去。作为平南县长的欧阳先生,字拔英,也逃到香港来。因为他曾经帮过我们逃难到平南县郊外的那沙村的一家七口,母亲安排欧阳先生、他的夫人与两个侄儿住在太富街那间公寓式的单位。
 
一九四八年八月我离开佛山的华英附小,回港后父亲收到该校的校长的一封信,说我读书成绩太差,要另谋高就,这是把我逐出校门了。有点奇怪,开除一个小学生校长无须亲自写信给学生的家长。后来知道,我家几个孩子进入华英,是因为那里的校务主任,姓吕的,跟我的母亲有点疏远的亲戚关系,所以华英的校长要来信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我逐出校门。
 
今天回头看,当年离开华英回港是好事,因为过了几年朝鲜战争开始,有几位我在华英认识的同学参与该战事,消息传来皆醉卧沙场。
 
我写过一九四八年回港后在湾仔书院的一些往事,其中遇到的郭伟民老师让我逃课而还把我升到皇仁书院去。我也写过在皇仁书院遇到黄应铭老师的赏识,见我升不了级还对其他同学说我是特别的。我在皇仁被逐出校门是一九五四年。
 
我也写过西湾河太宁街的二十七号,在那里遇到的能人异士对我后来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太宁街当时称第二街,而欧阳先生住的太富街是第四街,二者相隔步行约三分钟。流连于太宁街,我久不久跑到太富街跟欧阳先生倾谈一下,而这倾谈越来越频密,一九五四年离开皇仁之后我每星期总要找欧阳先生倾谈三几次。
 
 
欧阳先生是我平生认识的对中国文化知得最有深度的人。他喜欢跟我谈风水,论掌相,但他自己是信与不信之间。每天清早他到廉价食肆喝茶,永远是普洱,一盅两件。 做县长时他无疑是个清官,来港时一点钱也没有,我的母亲按月给他一点家用。
 
跟他谈中国的古文,他认为是上选的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孔明的前后《出师表》,李华的《吊古战场文》,苏东坡的两篇《赤壁赋》。教我背古文,他推荐一本今天没有多少人知道的《东莱博议》。
 
欧阳先生最擅长的是写书法,精研汉碑字体,而他认为自己写得最称意的是《石门铭》。当时我听到,欧阳先生是广西一带写汉碑的第一把手。多年后我自己对书法有了深入的认识,才意识到盛行于清代的汉碑书法,没有一个写手的功力比得上欧阳先生。是的,我认为那极负盛名的清人金农写的汉代《华山碑》,比不上欧阳先生写汉碑的功力。
 
跟欧阳先生论书法,他讲的是哲理,跟多年后上海周慧珺老师教的是两回事——周老师教的主要是用笔之道。想当年,欧阳先生喜欢带着我,坐在走得慢的电车的头等座(即上层),票价二角,然后观望路旁店子的招牌展示着的书法。他逐一品评,向我解释什么是可取什么是败笔。他讨厌北魏的碑体,认为是矫揉造作,犯了书法艺术的大忌。
 
这就带到多年后我爱收藏中国文物的一个重要起点。那是一九五六年,我在香港嚤啰街的一间旧书店见到一个书法拓本,称《娄寿碑》,据说是从日本回流的。我带欧阳先生去看,他立刻认为是他见过的最重要的汉碑拓本的真迹。那时我已经听到欧阳先生曾经是收藏汉碑拓本的广西名家,只是逃难时没有带到香港来。
 
该《娄寿碑》封面的题签说明是《宋拓娄寿碑》。要价七十港元,当时是很高的价格了——其他的汉碑拓本当时只卖几块港元。欧阳先生坚持要买下来。他没有钱,我要把自己的零用钱积蓄了几个月才凑够七十港元这个数目。
 
后来我考查所得,《娄寿碑》无疑是汉碑中的王牌,但众人只是听过,没有见过。再后来我见到清人何绍基藏的《娄寿碑》拓本的复印,字是相同的,但何氏收藏的字体支离破碎,完整的字没有几个,显然是宋代之后的拓本。今天网上也有另一份有龚自珍题跋与很多名家鉴赏章的版本,也说是宋拓,但比我的少了二十四个字,而且字体明显地有别,弱了很多,也跟何绍基藏的不同。
 
我见到的是汉代的《娄寿碑》没有疑问,但是否仿制而不是宋拓的真迹呢?有三个不同的看法:一位专家说有问题,不敢肯定是真;另一位专家说是宋拓本无疑问,但究竟是不是那经典的《娄寿碑》他不敢说;我自己呢?认为是宋拓《娄寿碑》的真迹无疑问。三个原因。其一是欧阳先生的学问与对汉碑拓本的研究,是远远地高于后来的人。其二是有何绍基旧藏的破碎版本的支持。其三是嚤啰街的那家旧书店的女老板我当年认识,她是专于出售二战后从日本回流的中国书籍。她完全不知道《娄寿碑》是何方神圣。
 
拓本上盖着两个印章,欧阳先生说用上的印泥是难得一见的上品,不可能是等闲人物盖上去的。其一的篆文为“均初所得海外金石文字”(见附图一)。均初即沈树镛(1832-1873),是清代有名的金石学家。其二的篆文为“子垣鉴赏”——查不出“子垣”是谁,但中国嘉德二〇一九年春季拍卖“汉朝侯小子残碑、纸本”上,有同样“子垣鉴赏”的印(见附图二)。
 
这里我也附上欧阳拔英先生的题跋(见附图三),印章“绿谷樵夫”是他的斋号。跋文如下:
 
丙申年夏与五常弟于旧书肆中以七十港元得之碑字魄力雄强骨肉洞达他碑殊难与相比真神品也。
 
绿谷樵夫谨志于香江
 
这里也附图示范我今天还珍藏着的《娄寿碑》开头的八个字(见附图四)。
 
一九五四年夏天我被皇仁书院逐出校门,无所事事。我的父亲卧病于养和医院,当时家境好,他住的是一间私人病房。欧阳先生常常到那里陪伴他。一天父亲招我去见他,说:“医生说我还有约两个月的寿命,你读书不成大家都知道。我去世后你可到文来行学做生意。这些日子欧阳先生常来这里跟我倾谈,他屡说你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青年。最近我对你观察多了,认为欧阳先生说得对。有机会你要再读书,因为我平生最佩服的是有学问的人。我对你的改观,已经对你妈妈说了。她会知道怎样做。”
 
最后要说一个小遗憾。那是我一九五七年离港赴北美,临行前把上述的《娄寿碑》放在香港西湾河澳背龙村的旧屋中的一个衣柜内。一九七五年回港一行,再找到该《娄寿碑》,却见有些被蛀蚀的小孔。我立刻拿该碑帖到九华堂去重新装裱,裱得好,但取回时却少了封面的题签。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